四十年外交生涯 遂一生报国之愿——记第一代资深外交官杨公素

人物介绍

杨公素

原名佘贻泽，重庆市巫溪县人；早年求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第93军做地下工作，后撤退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任秘书；1941年6月，为躲避国民党追查，借用老友之名，改名“杨公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先后任天津市外事处副处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等职，是我国第一代资深外交官。

学生运动弄潮人

1910年1月，佘贻泽出生在重庆市巫溪县大宁厂两河口对岸刘家坪。家有兄弟姊妹六人，前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父佘翼凤贩卖土特产起家，将山里出产的山货贩运至湖北宜昌、沙市，然后运回山里人需要的布匹、日常用品，再以这些货物换取山货。由于吃苦耐劳，善做生意，赚钱后置办了田产。佘贻泽的大哥、二哥在沙市开了碾米厂和面粉厂，并在当地商界争得一席之地。

1924年，佘贻泽小学毕业后，因家乡没有中学，他被送到沙市圣路加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校举行的演讲会、辩论会、演剧队等活动，逐渐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名气越来越大。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为声援上海，佘贻泽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组织学生会，号召全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会还会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搜查商店，将搜出的英国货、东洋货等当街烧掉。同时，派人在码头检查，禁止洋货上岸。嗣后，湖北军阀大肆逮捕进步青年，佘贻泽被迫于1926年6月回到老家刘家坪躲避。

佘贻泽在沙市的几年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变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一场“革命”，成为学生运动的弄潮儿。

1927年春，佘贻泽从老家经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来到武汉，参加了湖北省总工会宣传总队。当时有名的工人运动家林育南担任省总工会宣传主任，向忠发担任总工会委员长。他们白天到工厂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们闹革命。据佘贻泽回忆，那时他被武汉革命气氛陶醉，热情高涨。他每天都可以看到工人运动领袖，也见过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全国总工会就在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后来，佘贻泽被派去武汉包车总工会当秘书。

四一二革命政变后，武汉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工会被迫解散。工会负责人通知佘贻泽尽快离开武汉，并发给他一二十元遣散费。8月，他结束武汉的革命活动回到沙市。

1920年，杨度和家人在长沙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杨云慧、杨云洁、二太太徐粲楞（杨公素母亲）、大太太黄华、杨度母亲、杨度、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

1928年春，佘贻泽来到苏州，进入东吴大学附中继续完成初高中学业，随后考入东吴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佘贻泽和几位高年级学生积极主张罢课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被选为纠察队长，随后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带领学生游行示威。

佘贻泽在苏州度过了七年半的学生生活，要好的同学有同寝室的杨公素、徐迟等。杨是辛亥著名人物杨度的大儿子，他穿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公子哥儿形象。可在1932年暑期，杨公素和家人不辞而别，突然失踪了。

徐迟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报告文学家，曾在文章中写道：“佘贻泽可有口才呢！他非常注意世界大事，满口国际关系，好像他天生就具备全球观点，讲起话来引人入胜。他有一句口头禅：So far as it is concerned（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此）。他总用这句话开头，底下就是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他长得黑咕隆咚，大家一度叫他‘茶叶蛋’。当时大家都知道，将来他一定会当外交官或国际问题专家。”

1935年9月，佘贻泽在东吴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专攻中国边疆问题。1937年，他的论文《中国土司制度》通过硕士研究生答辩。

改名换姓“杨公素”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佘贻泽弃笔投戎，到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后到山西，在国民党第93军地方工作委员会任秘书、特派员，负责组织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的抗日人民自卫队。

1938年秋，佘贻泽等人拿着93军的介绍信，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洽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到延安考察学习。在延安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39年底，山西发生打压牺盟会、决死队的“十二月政变”，他由此看清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于是开始秘密寻找共产党组织。1940年5月，他借故离开93军，经西安抵达重庆。

1938年5月27日,从徐州前线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受到新华日报社的热烈欢迎：中排右3为潘梓年，后排左1为章汉夫。

在重庆，佘贻泽写信给新华日报社要求拜访，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约他在曾家岩见面。见面后，潘梓年要他回晋东南敌后做抗战工作，他随即返回西安，想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八路军总部。之后，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徐立行找他谈话，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要求他回93军做联合抗日地下工作。因此，他又回到93军。

1941年3月初，佘贻泽被93军军长刘戡以“共产党密探”之名关进洛阳劳动营。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与被关进劳动营的西北工合的刘群设法逃了出去，躲进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因国民党紧急追查，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后背叛革命，成为叛徒）劝佘贻泽改名换姓以作掩护，佘贻泽便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

之所以改用老友之名，他说：“这自然是干工作不得已改名，但也有纪念这段友情的意思。”当然，还有其他考虑。不仅是因为杨公素失踪多年，恐不在人世，而且他谙熟杨的家世，万一遇到盘查也好从容应对。

杨公素（2排右1）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外宾。

事实上，他被抓进劳动营时，虽然一直在为地下党工作，但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后，他急于入党，但袁晓轩告诉他组织问题要去前方总指挥部解决。直到1941年10月，他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才提交了入党申请，并写了一份自传。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秘书处的两位同志：一位是他的燕京大学同学吴青，一位是曾留学德国的刘文华。

11月，佘贻泽被批准入党，正式改名杨公素。鉴于他的复杂经历，支部讨论其入党问题时，许多同志持怀疑态度。幸亏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会，在会上作了说明，他的组织问题才得以解决。

佘贻泽（杨公素）写给杨公敏的信

新中国成立后，杨度的夫人徐粲楞在报纸上看见了杨公素的名字，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便立刻写信向报社查问。佘贻泽收到报社转来的信件后，立即给杨母回信：“我不是你的儿子杨公素，我是他的同学佘贻泽……我当初从陕甘边境去延安时，为了要避免胡宗南部队的逮捕，就用了杨公素的名字。”1965年，佘贻泽又专程到上海同杨公敏（杨公素的弟弟）一起见了杨公素的母亲与大姐杨云慧，解释了改用杨公素名字的经过，杨母明白后说：“你就像公素一样是我的儿子。”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地下工作者为了隐藏身份，改名换姓是屡见不鲜的事。这次见面得到老人的理解后，佘贻泽便一直沿用“杨公素”这个名字。

四十年外交风云

抗战胜利后，杨公素（佘贻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解放区救济总署秘书组组长，开始涉及外事工作。救济总署作为解放区对外的唯一窗口，杨公素接触和接待了不少外国朋友。

1946年，他作为谈判代表和翻译，参加了同国民党和联合国救济署就解决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通过谈判，周恩来同国民政府行政院、联总负责人福兰克芮、塔德、马歇尔等达成六条口头协议，规定“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下游工程必需之物资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等，肯定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

1949年，杨公素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副处长，处长则是章文晋。苏联承认新中国后，将大使馆从广州经海上迁来北京。当时，杨公素被派遣到塘沽负责迎接和接待苏联使馆人员。重庆解放后，他被调任西南局外事处处长。这一时期，主要处理了遗留问题及外商、外侨的管理问题。

1955年4月1日，杨公素（右2签字者）作为中央代表外事帮办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梅农签署印度向中方移交其在中国西藏地方所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驿站及其设备的协议。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按照协议，外交统一由中央管理。杨公素奉命率领一批干部进藏，筹建西藏外事机构，他被任命为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

1951年至1962年，杨公素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中央西藏工委外事处处长、西藏自治区外事处处长。其间，印度要求继承英国过去在我国西藏的特权，经过外交交涉，印度同意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1954年中印谈判开始，杨公素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首轮谈判。4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其中。

1956年，杨公素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尼泊尔，就中尼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会谈。后来经过协商，中尼两国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1960年8月，第二次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小组在新德里会晤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排右4）接见中方人员并合影。中方人员从左3至左8分别为：冀朝铸、潘自力、章文晋、杨公素、钱嘉东。

1960年，他作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参加了多轮中印边境纠纷谈判。据他回忆，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中国政府发表了红皮书，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立场。

1963年，杨公素被调回外交部，第二次与章文晋共事。章文晋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他担任副司长，负责处理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事务。本着睦邻友好的政策，他参与了和巴基斯坦的谈判，双方顺利划定了边界，结成了友好关系。

1966年，杨公素（左2）奉命赴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受到尼方的热烈欢迎。

1966年1月，杨公素担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1967年，因病回国治疗。1972年，在周恩来的提名下，他担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12月，奉命担任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1980年8月，杨公素担任中国驻希腊大使。这是他在外交生涯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希腊是世界闻名古国，希腊人民是好客的，对中国是尊敬的，称中国是东方的文化摇篮。我去了以后，受到希腊的热情友好接待，交了不少朋友，这是我在外交生活中最愉快的日子。”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希腊，杨公素在工作之余收集材料，撰写了《希腊近代史》，回国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82年，已是古稀之年的杨公素主动向外交部提出离职休养，经批准后享受副部级待遇。不久，他接受北京外交学院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聘请，担任兼职教授，讲授外交史课程，并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辅导研究生。

2015年3月，杨公素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End-

文字 | 《红岩春秋》 

作者 | 刘建华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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